从包丽案、翟欣欣案看我国法治的不断进步

法履君

2023.6.15，曾引爆网络舆情的PUA（精神控制）致死第一案----“包丽”案由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，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瀚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，同时判决被告人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（被害人之母)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万余元。

包丽是化名，与被告人牟林瀚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牟曾担任北大学生会体育部部长，两人于2018年5月建立恋爱关系。同居不久，牟就以包丽不是处女，第一次给了前男友为理由，对包丽进行持续不断的精神折磨和洗脑，通过不停的谩骂和侮辱，打击和摧毁包丽的自尊心，对包丽进行人身和精神控制。

牟要求包丽称他为主人，要求她做了“我是牟林瀚的狗”的文身，动辄就要求包丽自己扇自己耳光、下跪认错，并配合录制性爱视频。

虐待和侮辱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，渣男是不可能满足，更不可能主动收手的。

2019年6月和8月，在牟的折磨和挑唆下，包丽两次自杀未遂，其中第二次，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书。2019.10.9中午，包丽在宾馆服下两盒晕车药后，发送了“我命由天不由我”的最后一条微博后，陷入了昏迷。牟最先得知消息，赶到现场后，并未及时救助，于当晚接近23点才把包丽送到医院。抢救20天后，包丽被宣布为脑死亡，于2020.4.11撒手人寰，年仅24岁。

2020.6.9，牟涉嫌虐待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。

刑法第260条规定，虐待家庭成员，情节恶劣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犯前款罪，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第一款罪，告诉的才处理，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，或者因受到强制、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。

2015.11.1起施行的《刑法修正案》（九），将负有监护、看护职责的自然人或者单位纳入虐待罪主体范围中，让发生在学校、医院等家庭之外的虐待行为纳入了刑法规制范围，大大增强了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。

但现行刑法未明确把恋爱对象纳入虐待罪主体范围。在本案中，公安、检察机关敢于担当，积极作为，深入领会公平正义的内涵，准确理解和适用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法律原则，将两人有过在一起生活和分别见了双方家长的这些行为，定性为事实上的同居关系，才得以按照虐待罪起诉。

法律文书中是这样阐述的：“在被害人精神状态不断恶化，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过程中，被告人牟林瀚反复实施的高频次、长时间、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被害人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、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，因此与被害人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”

本案量刑为三年二个月，在法定刑期二到七年中，处于偏轻位置。不难想象，合议庭法官承受并抗住了舆论的压力，是完全按照证据、情节，依法作出的判断和裁决。

法履君认为，这个量刑幅度是适当的，虽然被告人令人切齿痛恨，且至今被告人和其家人，都没有向被害人家人道歉，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对被害人有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，包括自杀身亡这一次，故量刑三年二个月，是罚当其罪的。

不管最终结果如何（一审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），包丽案都将是我国刑事司法的里程碑式案件，我们能从中看到“实事求是”和“司法为民”理念的贯彻执行，能看到司法活动对立法的补充和推动作用，能感受到我国法治的不断进步和完善。

2023.5.20，WePhone 创始人苏享茂的亲属签收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《立案告知书》，公安机关决定对翟欣欣涉嫌敲诈勒索一案立案侦查。随后，翟欣欣被批捕。

与同样发生在海淀区包丽案相比，为了公平正义，为了让受害人不致含冤九泉，苏享茂的亲属付出了更长时间（七年）的努力。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，他们的不屈信念和坚持不懈，不但积极推动了对翟欣欣的公正处理，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，而且也推动了法治进步。

让我们一起来作一个简单回溯。

2017.9.7，37岁的苏享茂在住所跳楼自杀，自杀前留下遗言，表示自己是被前妻翟欣欣威胁勒索千万财产，走投无路被迫自杀的。

舆论一片哗然，民众为翟欣欣是否骗婚和敲诈展开激烈讨论，因此本案又被成为中国骗婚第一案。

被害人亲属当天即以苏享茂被诈骗为由，向公安机关报案，但公安机关认为没有犯罪事实，决定不予立案。亲属不服。又先后提起复议、上级公安机关复核，仍然未能立案。

但苏享茂的亲属没有放弃，他们随即启动了民事诉讼，要求翟欣欣返还苏享茂的财产。他们努力寻找知情人，请求知情人作证，以伸张正义。在法院审理过程中，苏享茂买房的那家开发商售楼人员、苏享茂受胁迫办理房屋抵押贷款的公证员的证词，起到了重要作用，让我们也一起为这些有良心和责任感的证人点赞。

2023年4月，法院对离婚后财产纠纷案、赠与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，翟欣欣应退还苏享茂亲属近1000万元财物，并被撤销两套房产的所有权。

判决书是这样认定的：“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，翟欣欣在《离婚协议书》签订过程中，存在对苏享茂的胁迫，可以认定《离婚协议书》及基于《离婚协议书》签订的《协议书》中的财产部分是苏享茂在恐惧、恐慌情况下作出的非真实意思，应予撤销。”

“本案中，根据苏永唐、魏承娇提供的微信记录、苏享茂临终微博内容可以认定，翟欣欣的胁迫是导致苏享茂自杀的原因之一”。

因翟欣欣中途撤回上诉，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且翟欣欣已实际退还苏享茂亲属660万元。

正义只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
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公安机关最初不立案，存在过失或不作为。但法履君的看法恰恰相反。

法履君认为，本案也将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里程碑式案件，公安、检察机关不但无过，而且有功，我们也应当为他们点赞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公安机关当初作出不立案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
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立案有非常严格的规定，这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必要保护，也是为了限制公安机关滥用职权。

从本案实际看，苏享茂、翟欣欣曾经是夫妻关系，主体具有特殊性，还有赠与的法律关系牵涉其中，苏享茂亲属最初是以诈骗为由控告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诈骗案因极易和经济纠纷混淆，立案标准更为严格，公安机关内部也会担心违法介入经济纠纷，立案极为慎重。现行刑法规定，诈骗要立案和定罪，必须证明嫌疑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客观上也具有较大的难度。

故当初苏享茂亲属以涉嫌诈骗报案时，确实是达不到立案标准的，不但无法判断是否非法占有，就连基本的犯罪事实也没法确认。

那么，有朋友可能会追问，如果当初是以敲诈勒索来报案，是不是就可以立案了呢？

法履君认为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本案发展来看，敲诈勒索的证据链是后来才形成的。在当初，公安机关是不能以受害人遗言的单方面说法，来对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的。禁止有罪推定，先抓人再找证据，是新刑法的最大进步，绝不能开历史的倒车。

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，都不可能做到绝不放过一个坏人，这样就会大概率冤枉不少好人；力争做到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让无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，才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追求的刑事司法目标。

二、公安机关最近作出的立案决定也是正确的，且一举改变了司法系统之前的一般做法，具有标杆意义，对犯罪分子也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。

在过去，我国司法机关的一般做法是，对大量的轻罪，如当事人

放弃了刑事控告，改为启动民事诉讼后，不管民事诉讼结果如何，司法机关不会主动再以民事诉讼中获得的证据，依职权再启动刑事侦查；当事人再就同一案件提出新的刑事控告的，司法机关也不会予以支持，即“一事不再理”。

本案中，翟欣欣被启动刑事追责，让坏人得到应有惩罚，既彰显正义，大快人心，又是我国法治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现实写照。

法治兴则国兴，法制强则国强。让我们共同见证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，实现若干代、所有法律人的共同理想。

20263.6.23